“狐贲，好生将子期大夫与孙膑先生送回驿馆，尽量避免颠簸。”
“是！……两位，请。”
“有劳、有劳。子梁大夫，范大夫，大公子，那我等就先告辞了。咱们明日再叙……”
“好好，两位路上小心。”
“路上小心。”
目送狐贲那辆载着田忌、孙膑与两名卫士的马车渐行渐远，李郃、王廙与范鹄折回后者的大夫邸，随即在书房内，李郃将他那‘向齐国借贷’的打算告诉了二人。
“借贷？向齐国借钱么？”
仅只有五六分醉意的范鹄反应丝毫不逊平日，听完李郃的打算脸上露出了不解之色：“为何？”
李郃解释道：“配给制并非长久之计……”
自少梁之战起直至今日，少梁一直采取当初李郃提出的‘配给制’，简单地说，即发动举国军民劳作生产，由官府分配工种，并按人口向每户百姓发放粮食，是一种‘同耕同食、同劳同食’的模式，有点类似于剥离了贵族特权的‘井田制’。
不可否认，这种配给制有效地使少梁度过了与秦国战争后物资最匮乏的那段艰难时期，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少梁的战后建设，就连墨梁弟子对此也十分推崇，因为这种剥离了贵族特权的‘井田制’，最大程度上保证了按劳分配、人人平等，简直好比是回到了尧舜时期，恨不得一直保持下去。
但李郃知道，这种看似平等的配给制，它其实是不公平的，是与社会发展所相悖的。
墨家的思想，其实跟李郃记忆中另一种社会思想模式十分相似，这两种思想都不提倡个人的奋斗，而是提倡集体的奋斗，但不能否认人生来就有私心，一味地强调集体的利益，实际上也损害了个别出色个体的利益。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名优秀的少梁奇兵，他能潜入任何一座城暗杀任何一个人，一千名这样的少梁奇兵，就能让秦魏这等大国心生忌惮，不敢侵占少梁，这等于变相保护了少梁三十万军民，你要强求这样一名锐士与少梁的一名渔夫平等？
再比如墨造局的巧匠们，这两年少梁的迅速发展离不开他们，你要强求这等巧匠与农夫平等？
虽然墨造局的巧匠们基本上要么是墨家弟子，要么是新成为的墨家弟子，不注重个人获利，但在李郃看来这并非是少梁忽视对其待遇的理由——怎么能将这些人的奉献视为理所应当呢？
记得很早的时候，李郃就与墨践辩论过‘公有’与‘私有’的问题，其中‘公有’保障的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而‘私有’保障的就是少数杰出者的利益，国家与官府可以调控后者的比例，但决不能抹除，否则非但整个社会是畸形的，也会劝退那些真正的人才，使其弃少梁而投奔他国。
毕竟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不能无视这些客观规律。
在一番辩论后，李郃当年成功地说服了以墨践为首的梁墨弟子，使他们默认了‘私有’的存在，同时诸梁墨弟子也意识到，井田制的瓦解乃是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而与井田制类似的‘配给制’，也终将在某一日瓦解。
可能是三年，可能是五年，随着少梁度过物资缺乏的艰难时期，逐渐变得繁荣，最初满足于配给制的军卒与百姓，终究会逐渐不满于这种制度。
虽然目前暂时还未出现这种迹象，但李郃认为他少梁应该逐渐做出改变了，慢慢取缔配给制，采取一种更为灵活的社会分配方式。
这个新的分配方式，就是俸禄制。
军卒也好、工匠也好、渔夫也好，由国家为国内大多数工种、职业制定不同程度的酬劳，最尽可能地在保证平等的情况下寻求公平，既不放弃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同时也照顾到少数杰出者的利益。
问题在于，用俸禄制取代配给制，无可避免地会迅速出现一大批‘私有’。
比如郑侯、华贾等将领的俸禄，他们的俸禄肯定远远超过一家人的生活所需，倘若少梁用粮食代替俸禄，那么一年半载之后这些人的家中就会堆满粮食，而一般普通百姓，可能仅仅只能获得生活所需的粮食，这就会造成一部分资源无法得到有效的利用，除非少梁开放市场，允许自由买卖。
开放市场、允许自由买卖并不难，东梁该建其实就是开放市场的预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少梁没有本国货币，此前流通在少梁的货币，基本上都是魏国的铜钱。
而要开放市场，铸造本国货币是必须的。
当然，铸币本身并不难，墨造局的巧匠们很容易就能铸造出少梁本国的货币，关键在于这些铜钱铸造出来后，没有与其挂钩的物资——倘若说铸造一大批钱，结果流通在市面上的钱却买不到东西，这会导致什么结果李郃再清楚不过。